随着70后和80后部分群体成为最后的农民，乡村不可避免地在凋敝，引发对乡村前途和命运的思考。

　　2.百年来的乡村建设史经历了文字下乡、政权下乡、市场下乡和数字下乡四个阶段，但乡村变革是否真正影响到乡村仍存疑问。

　　3.组织农民成为问题，重点是彼时彼刻的农民追求是什么，不一样的乡村和农民需要差异化视角的建设。

　　4.然而，当下的乡村建设面临农民话语权和主体性激发、目标定位、赋权基层等方面的问题。

　　5.为解决“三农”问题，要关注农民家庭养老、青年婚恋、乡村治理等方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何以重要，于国家而言，乡村具有保障粮食安全、传承民间传统文化、提供秀美环境等作用；于社会而言，中国社会的稳定密码在于乡村作为城市的兜底而存在，市场化的城市会遭遇危机，但农村因为土地、熟人社会、宅基地而吸纳在城市留不下的农民；于家庭而言，乡村是共同生活的亲属享受家庭福利的基础，农民家庭在农村的低成本生活和积累将年轻人通过教育、打工等各种方式托举进城，而将年轻人本应承担的抚育和赡养问题抛在乡村解决；于个人而言，进城的人觉得乡村是乡愁，没有进城的人觉得乡村是保底存在。或者换个视角，乡村是生活的场所，也是生产的场所，更是一部分人的灵魂皈依场所。

　　从民国开始算起，国家针对乡村的建设治理，经历了四次较大且分明的行动。一是文字下乡。民国时期，文字下乡源起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不识字，是愚蠢的，没有开化的。送文字、教育、艺术、活动下乡，推动乡村建设成为当时“平教派”与“乡建派”的核心目标。但陷入了“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问题。费孝通一针见血指出，乡下人不识字不是因为缺乏文化，而是生产生活中不需要文字。

　　二是政权下乡。新中国成立后，打破乡村皆自治的传统，将国家政权一竿子插到底，组织乡村就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组织起来做什么，农业生产服务于乡村自给自足和输送到城市；文化公共活动服务于政党宣传和社会凝聚，增加国家认同；以人民公社作为政治组织、农业生产合作作为经济组织、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财富分配方法等方式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的强干预。

　　三是市场下乡。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率先实施改革，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农民生产的干劲被激发。其次是乡镇工业逐渐探索开展，农民离土不离乡实现了半工半耕，农业劳动力过密化问题解决。再次是人口管理制度松绑，农民进入城市务工，财富流向乡村。最后是税费改革后，国家资源流向从汲取型到反哺乡村，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城镇建设。

　　四是数字下乡。数字表现为大数据、新媒体、政务App、信息基站等。数字下乡延两条脉络，一是科层体制的数字化转型，表现为乡村干部困在各种表格、系统中，服务于国家从乡村汲取信息以及项目下乡。二是农民生活的数字化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短视频、网购、数字渠道举报等为农民熟练运用。

　　可以说，百年乡村建设是农村不停变革发展的过程，从国家与乡村互动的方式，乡村外在的组织管理制度等来看，乡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外在力量，如知识分子、国家、市场、信息技术等驱动的。变革是否真正影响到乡村，乡村是否脱胎换骨，还要打一个问号。

　　文字下乡的问题是农民日常生活对于使用文字是本无所谓有和无所谓无的。当时农村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豪劣绅作为盈利型经济人走下村治舞台。事实上，两党对于农村土地的认识和行动决定了其政党的兴衰。政权下乡，国家意识形态以绝对垄断的方式存在，人口的不流动，媒介信息平台的稀少，带来政权的稳固化建设。但是从张乐天的《告别理想》来看，农民对于传统的、封建的一些信仰和行为从地上转为了地下，暂时地放下了。灵魂深处闹革命并没有实现。改革开放后，宗祠重建、村庙重修，农民用脚投票做出了他们的选择。市场下乡，乡村出现了分化，政治精英的影响力减弱，经济精英的影响力增强，特别是外出务工带来了多元思潮。税改前后的几年，乡村干部从基层政权组织挑选的“恶人”变为“懒人”。政权的威信没有成为问题是因为农民外出务工，城乡流动转移了矛盾。数字技术下乡，乡村干部困在系统里，无暇村务。农民困在城镇化和家庭压力中，无暇参与村务。农民本就日常处于城乡两个空间，加上数字技术空间的区隔，人与人之间不相通，干群之间不相通。干部忙着向上回应，群众忙着发财致富。

　　为什么要组织农民，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通过自治的方式来处理乡村产生的公共事务，国家的资源一来可以高效落地，二来能够大大减少投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中。问题是，组织农民，重点是彼时彼刻的农民追求到底是什么？

　　什么乡村？从区域差异视角来看，乡村分为两种，东部城市经济带内的乡村，中西部传统的乡村，前者的乡村集体经济强大，人口结构完整，农民素质较高。后者的乡村集体经济薄弱，人口因打工、进城而外流，留守农民为老弱病残。从市场距离来看，乡村又可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市场区域中心的村庄，一般为城中、城郊村，人口结构完整，农民就地进城，村改居后如何革新治理是关键。二是市场边缘的村庄，一般为普通的村庄，人口外流，但日常生活在村人口较多，居住条件适宜，乡村仍旧能维持。三是市场偏远的村庄，地理位置偏，自然环境差，人口大量外流，注定要走向消亡。不一样的乡村，农民的生活发展目标必然有区别。

　　什么农民？农民不再是同质化的群体，户籍意义上的农民、生产方式意义上的农民、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农民、精神认同意义上的农民。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半城市化”问题使得农民和市民可以区分，但农民内部有巨大差异。但是从过日子角度来讲，建立家庭、稳定进城、体面生活，是所有农民追求的美好生活意涵。问题是，不一样的村庄，不一样的农民在为美好生活奋斗过程中，行动和认识有差异。

　　建设乡村的目标要有差异化视角。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要投入资源建设，发展视角下，部分乡村必然消亡。不是乡村建设要变得和城市一样，甚至比城市还好，乡村建设的目的是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服务解决当前乡村非流动人口的土地种植、家庭养老等问题。

　　组织农民的目标也要有差异化视角。在村农民是弱势农民，需要针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重点应对。在外农民按照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看，解决他们城市进不去，乡村回不去地漂着的心理安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问题也是很关键的。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农民是必然要进城的，农村在未来只有少数会保留下来。那么建设乡村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乡村振兴的梗阻需要清理。

　　我们去调研，乡村的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一边是被政府认定为亮点村的地方，砸入巨量的资源（数以千万，亿计），主要的目标是顺利完成迎检。一边是政府目光难以注意到的地方，乡村的道路、饮水、公共安全都还是问题。二者之间的硬件区别是，亮点村往往距离主干道近，居住集中。所以，以这个为筛选条件，很多村庄在申请项目中是面临先天不足的问题的。但二者之间又有共性，即没有人，没有青壮年劳动力，没有乡村企业或者乡村经济机会。局部区域内的空间优势并不能改变中西部总体作为劳动力输出地的发展现状。

　　所以，目中有人的乡村建设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提了出来。目中有人是什么？一是乡村建设中的农民话语权和主体性激发问题。国家为主导、干预的乡村建设，很久以来，都是干部干，农民看。农民没有制度化参与的渠道。

　　二是乡村建设的目标定位是为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便利，这就需要自下而上的诉求汲取，自上而下的信息识别这一双轨制流动运转起来。我们常听到村干部说，农村现在就是一个养老问题，一个土地细碎化和水利问题。政府折腾的花架子和项目多得很，但是总是高射炮打蚊子，资源浪费问题没有解决。

　　三是乡村建设要赋权基层，包括乡镇自主和乡村自主。当前的技术治理和财税体制，前者让国家高清化识别基层，后者让中央掌握了绝对集中权力和资源，这就带来基层的自主权弱化的问题。科层制本身存在的不信任加上技术带来中央直控，基层政府没有了自主空间，何谈基层自治组织的自主空间。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人在外流，带入流动的视角，乡村建设也是县域建设，将资源投入县域，由县域统筹，县本就是乡土底色，县也是村。

　　农民要进城，70后与80后的部分群体确实有几率会成为最后的农民。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必然结果。找回农民，不是要开历史的倒车，而是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也许在消亡，但是主体性的人还在体验着乡村巨变。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兼顾这一群体的利益。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城镇化问题：农民家庭以劳动力的刚性化配置而进城，本应该是理性的，但是政府为了土地财政驱动农民非理性进城，降低农民家庭生活品质，抬升农民家庭风险危机，并不可取。

　　土地流转问题：追求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引进平台公司，超大户，对小农户和低龄老人形成挤压，农民在乡村的经济机会被剥夺，乡村社会问题就会出现，如中部地区每年都要发生的“老人拾荒零元购”事件。

　　家庭养老问题：人口长寿化、家庭经济压力，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家庭兜不住，社会组织不起来，市场不下来，如何应对。

　　青年婚恋问题：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青年婚恋观念畸形化，农民家庭成家难，守家难，大龄光棍成窝。

　　乡村治理问题：干部年轻化，但年轻干部在普通乡村地区没有兼业机会，留不下。低龄老人，中年农民是很好的干部队伍来源主体，却因为政策限制而丧失机会，丧失话语权。

　　“三农”问题的痛点不少，梗阻不少，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农民问题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也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