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李村靠土地流转和大规模机械化作业致富，并在曲阜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又建了一个共富联盟。小区对面健身区背后就是大片耕种的农田。（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2025年2月下旬，山东西南部的气温还在10度左右徘徊。和南方周末记者见面当天，孔德广在被一批找上门的合作方，以及一通联系租赁厂房、一通调解邻里纠纷的电话频频打断后，为了让采访继续下去，被迫关掉手机。

　　孔德广是山东省曲阜市小雪街道阮家村党支部书记。从外表看，他和那些会在年关出现在村里的中年人别无二致：一身长款黑色呢子大衣，手里拎着泡有菊花茶的玻璃茶杯。

　　但在十里八村，孔德广是一个“人物”。他用两年时间将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一万元提升至百万元，后又联合周边村子一起成立“共富联盟”，建起了一座投资上亿元的亲子乐园。

　　2023年，作为孔子故里的曲阜，入选首批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在山东省入选的6个县市中位居首位。

　　不同于许多中西部县区还在人居环境改善、为脱贫户生活兜底这些基础工作上打转，曲阜下辖村镇想要发展拥有更多的先天优势，文旅就是这里面之一。曲阜市农业农村局秘书科科长段海强记得，那时，曲阜提交的申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材料正是围绕文化旅游展开的。

　　借由这种先天优势，在曲阜市内，如孔德广这样的“共富联盟”模式获得了更多推广和复制的可能。

　　在曲阜市下辖的8个镇、4个街道、328个村中，阮家村此前是一个普通的村子，不富裕，但也不是贫困村。

　　整个曲阜市，在脱贫攻坚阶段也没几个贫困村。仅有的10个省定贫困重点村都集中在石门山镇。相传，孔子晚年在石门山中整理过《易经》。因这段往事，史上不少文人选择流连于此。

　　石门山镇位于曲阜市北。而曲阜的主要旅游景点，如三孔景区、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等都位于县城城区或东南部村镇。

　　“以前都往那边发展，北边确实慢慢就落后了。”2020年之前，段海强是曲阜市扶贫办督查考核科科长，整日泡在石门山镇的贫困村里扶贫。

　　段海强形容，那时的工作就是“给钱兜底”，2019年，曲阜宣布10个省定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搞产业、提供就业机会”成了乡村振兴阶段的工作重点。

　　曲阜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孔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23年中央提出“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后，曲阜组建了一支乡村振兴指挥部，下设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专班，并成立五个工作组，由相关市领导担任组长。其中，组织部牵头组织振兴，环保局牵头的是人居环境改善，农业农村局负责“最基础”的产业，“因为如果想要更快、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产业能快速增加村集体收入。”

　　事实上，对曲阜、山东乃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发展产业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曲阜的知名度都了解。”孔涛承认优势的存在。脱贫攻坚时期，包括山东在内，整个东部地区没有出过一个“国贫”县，“相比较西部，还有西南地区，我们的贫困只能说是相对贫困。收入差一点，生活品质低一点，不像贫困山区那种，道路极其不便，没有产业项目收入。”

　　段海强记得，在全市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前，石门山镇曾引进外部公司开发景区，采取的做法是把180万元的上级财政扶贫资金，看作石门山庄等6个周边省定贫困村、30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股金，投入景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五一”小长假期间，石门山景区吸引了超2万名周边游客。当年，入股贫困户共收到了12.6万元分红。

　　“以前是直接分红，把扶贫项目的资金投到那边（设施）以后，村里不参与运营管理。”据石门山镇宣传委员付琳观察，2023年后，调整主要发生在项目的运行模式上，“不只是租金和入股，我们还想成立一个物业公司，以后（商铺）这一块运营由村里负责。”

　　2月20日下午，石门山庄安静到有些萧瑟，翻修过的民房大多空着，在一间贴有“乡村振兴的一天”字样的闲置会议中心背后，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还未拆除的红色展板和舞台。付琳说，春节期间，村里刚刚组织了一场乡村音乐节。

　　石门山镇内的这些省定贫困村尚有扶贫资金拉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而对那些并不属于贫困村序列的普通村子来说，发展产业则需要自谋生路。

　　阮家村就是如此。在孔德广的带领下，阮家村通过自谋出路走上富裕之路，还带动了共富。

　　孔德广介绍，2013年他上任时，面对的局面是：村里没有集体收入，几任书记都干不下去，有村民因分房问题迟迟不愿搬进新盖的楼房。

　　孔德广记得清楚，2019年，拥有一千多口人的阮家村，集体收入是7000块钱，“完全是‘空壳村’”。那年，在村里组织的活动上，他立下“军令状”，要让集体收入在三年内超过100万元，“很多老百姓听了都撇嘴，吹吧你，10万都没有还100万”。

　　孔德广的底气来自一次市里组织去苏州学习的活动。“我去一看，人家村集体收入几千万，支部书记收入几百万，都是建的车间。一天的租金一平方一块多钱，算一亩地六百六十多平方，一年二十多万，种庄稼几十年都种不了。”

　　2020年3月，阮家村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计划筹钱将三十余亩窑坑改成5万平米工业园，其中村集体以“土地+资金”的形式占股25%，村民自愿入股75%。

　　然而真到了筹钱时，反对声呼啸而来。孔德广理解他们的顾虑，“我凭什么给你，我给了你，你要给不了我怎么办？”他给出保本加固定收益10%的承诺，“出100万，一年给10万”。即便如此，村民入股还是没有到达预期，眼看着三年之期将近，村集体只能从外面借了300万元，增加15%的占股。

　　结果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为吸引企业入驻，孔德广提出，第一年不要租金，“（企业入驻）签三年合同租四年，把我村里老百姓的就业解决，让他们上班就完了”。“什么美团优选、中通快递，呼呼都来了。”2021年当年，阮家村集体收入达到100万元，首次分红75.9万元。

　　2025年2月下旬，距离孔德广许下“军令状”六年有余，南方周末记者在位于阮家村的一处亲子乐园门口见到了他。

　　和石门山景区不同，这处名为“亦乐田园”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自2023年2月开始建设，2024年元旦正式开园，总投资1.2亿元、占地600亩，由阮家村及周边村共同参与开发运营。

　　“我们这一个地区虽然隶属于城乡接合部，但是位置并没有离市区更近的北兴埠村有优势。”孔德广记得，当选村支书第三年，他跟退休后还在主持工作的北兴埠村老书记提出，想要“抱团”成立一个公司。

　　但当时的北兴埠村不缺单打独斗的实力。孔德广坦言，直到2019年新书记上任，他的思想“灌输”才有了点成效。孔德广向新书记许诺“资金共享、资源共享”，还能帮忙协调解决邻里纠纷。

　　不只是邻村书记，孔德广还找了街道领导。“刚上任的镇长、副书记，俺俩就在一堆，我天天给他灌输。”街道党工委书记同样有顾虑，担心村子“并联”会削弱党委政府权力，“我就说，所有的工作都得是围绕党委政府开展”。

　　2022年初，曲阜市百兴联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由阮家村等6个村的合作社任股东。“共富联盟”的说法最先出现于此。

　　孔德广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因为担心成了非法集资，阮家村合作社最初只接受本村人投资，但眼看着建车间真的赚钱，许多外村村民也动了心，冒险也要将钱借给在阮家村的亲戚代持股。“到了2022年企业成立以后，他们就能够最终靠入股本村村集体的方式参与，再以各村村集体名义担保，如果项目失败，得还老百姓钱。”

　　小雪街道提供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2年底，靠着开发房产、厂房租赁和物业管理，“共富联盟”在运营9个月后实现盈利并首次分红703万元。到2024年2月时，分红突破了1000万元，同年开园4个月的“亦乐田园”营业额突破1500万元。

　　“老百姓才是看既得利益的人。”孔德广说起，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园区接待的游客量超过20万人次，在各村村民的要求下，2024年他和其他几个村的书记一起，把公司改成了股份制，“老百姓不要利息，也不要本金，要股份”。

　　阮家村和齐李村都在村内建起了长者食堂、图书室等便民服务空间。图为齐李村的图书室一角。（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孔德广靠建工厂支起“共富联盟”的第三年，2024年，相隔不足10公里外的防山镇齐李村，也在曲阜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建设了另一个“共富联盟”。

　　齐李村党支部书记牛中兴用三个“普通”形容2019年之前的村子：地理位置普通、资源禀赋普通、经济基础普通。虽然通过村民搬迁上楼整合出了三千多亩地，但土地零散、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村集体经济不足10万元，“连开会的会务费都没有”。

　　2019年6月当选村支书前，牛中兴当过兵，也开过公司。新“官”上任，他提出，村集体的工作目标是“一年一小变，五年五百万，十年冲千万”。1987年出生的牛中兴打小没种过地，却固执地想靠种地赚钱。

　　防山镇人大主席李丽以前是镇党委副书记，她还记得，牛中兴提出种地思路后，村民之间都传，“粮价低，（村干部）他们又恁小，会种地？”

　　第一年，他带着村两委，3个人在村集体的200亩地上种绿化树，结果种好没人要，一亩地赔了4000块钱。“也是咬着牙（卖的），我给村干部说，这次赔的80万，争取四年得给他挣回来”。

　　2020年，牛中兴又学人家种西瓜，为了追求高产，买了假化肥和“天价”种子。牛中心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农业上的坑太多了”。

　　“但我们不可能只吃亏。”牛中兴找上了曲阜市内一家曾在2021年获得“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称号的企业，在其指导下重新调整西瓜产业，又经由土地流转将耕地面积增加至600亩，种上玉米、麦子。

　　现代农业的一系列特征慢慢的出现。牛中兴和其他两位村干部一起，将原来的田垄推平复垦，进行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又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提议下增加了滴灌技术。2022年，齐李村的集体经济突破200万元。

　　“还是三个人种，一亩地光卖玉米棒子，我都卖两千多块钱”。时至今日，齐李村集体耕种的土地面积已达到一千四百多亩，并与中化、中储粮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当一个后进村成了先进村，在孔涛看来，先进再带后进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给予他们土地包括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

　　牛中兴记得，最早在2022年，他提出想在村里安一个粮食烘干机。这个想法递给市委组织部后，得到的回答是“等机会，先别自己花钱”。2024年8月，总投资500万元的“共富粮仓”项目在齐李村开工建设，最终建成了一座日烘干能力100吨的烘干塔和一台500吨的粮食储存仓。其投资中有一半来自“万村共富”资金。

　　一位曲阜当地的基层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所谓“万村共富”资金，其实属于扶贫专项资金，原定给5个村每村发50万元。但发钱容易花钱难。防山镇党建办主任孙万里至今记得，以前扶贫时，有一个村用上级拨的30万元买了台农用机械，“用三年就坏了，卖了8万，然后你还得反向夸他，还能给你拿回来8万”。

　　“今年产的玉米，假如没有烘干机，八毛一斤的时候我就得卖，但我卖了一块零六分，一百多万斤那就是二十多万。”牛中兴算了一笔账，烘干机建成至今，他只给其他几个村子分了四万多元，相当于本村也多赚了十几万元。

　　“共富粮仓”开工建设两个月后，2024年10月，总投资近千万元的“共富大棚”项目也在齐李村落地。

　　来自曲阜市委组织部的最新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曲阜全市已经成立的“共富公司”共有15家，其中单村独资成立的有8家，由少数的村合资成立公司7家，涉及94个行政村，带来了15万元的村均分配收益。

　　数字背后，多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正常采访的地方干部都认为，复制“共富联盟”并不容易。

　　孔涛坦言，即便在曲阜市内，像这样的“共富联盟”也无法全面推开。但对地方来说，“乡村全面振兴”的课题却不能不给出解答。

　　2023年，“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正式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2025年，“乡村全面振兴”的说法又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孔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乡村振兴指挥部建成后，过去的一整年里，市里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工作例会，讨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任务的调研情况、规划以及争取招商引资的情况。考虑到各个区、各个村情况不一样，2024年，市里又特地规划了包括粮油玉米、蔬菜食用菌、林果花卉、文化旅游等在内的“八大产业链”。

　　在外界的普遍认知下，如曲阜这般的东部县区显然更有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然而曲阜干部们普遍感受到的，是更大的“发展压力”。

　　在常年位居GDP全国排名第三的山东，曲阜的经济数据并不算亮眼。2024年6月曲阜市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2023年曲阜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41.58亿元，在全省136个县区中仅位居第七十三名。

　　段海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每年曲阜在产业扶持项目上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体量也就在几百万元左右，“不像原来的‘国贫’县每年上千万元甚至更多。”

　　在孔涛看来，“乡村振兴可能没终点，是持续不断在升级的”，所谓“全面”就要求地方要通过产业、组织、生态等5方面的振兴，逐步改变和提升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生活质量。

　　随着近年来中央政策从扶贫到乡村振兴的层层深入，起步的2025年对地方而言显得极为关键。

　　2025年2月22日，谈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该怎么样度过时，孔涛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除了守牢防止返贫的底线，总基调还是要“把国家的政策用好、用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明年会不会还有相关的政策”。

　　“这里能明确对大家说，过渡期结束之后，帮扶政策不会‘急刹车’。”像是一场隔空的回应，两天后的2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同一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给出了如是回答。